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一组数据受到科研人员强烈关注：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五年增长1倍、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1%提高到2.5%以上、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连续四年超过6%……这些数字背后，展现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势头，也体现了筑牢创新“基石”的国家意志。
除经费上的“加码”外，很多科研人员对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环境“红利”也深有感触。接下来，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怎么走，还要打破哪些藩篱？
“科技体制机制的自立自强”
“尽管与发达国家12%~18%的比例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较过去已经有了大幅增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对《中国科学报》说。
与此同时，2022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虽然超过600万人年，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但在蔡荣根看来，党和国家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既说明科技创新非常重要，也说明其还无法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他表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于“科技体制机制的自立自强”。
例如，“钱”的使用要改。
“在（全国政协）科学技术界委员小组座谈会上，大家都呼吁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蔡荣根说，当前我国经费分配竞争过多、稳定支持比例较小。这就导致科研人员无法聚焦一些核心关键问题。
基础研究支持要重平台、重机构，而非重个人。蔡荣根表示，经费支持重个人容易造成过度竞争，导致人心浮躁，破坏潜心、静心钻研的氛围。
与此同时，科研机构由于基础经费不足，不得不从项目中拿出部分经费支付“人头费”。“由机构调配经费，才能给予科研人员稳定的环境。研究机构最清楚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及其研究方向，应赋予其充分自主权。”蔡荣根认为，做纯基础研究科研机构的稳定经费比例至少应占80%。
不过，蔡荣根表示，目前我国在逐步改进科研人员薪酬制度，比如有的科研单位对于优秀科研人员实施固定年薪制，推动薪资与每年的项目争取、科研成果“脱钩”。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建议，要避免多头立项，把科研资金统筹管理好，让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时间从容学习、思考和合作，而非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经费争取和项目开题、结题等程序性工作上。
“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是及时、有效的，有力促进了基础研究不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朱永官说，总体上看，这些改革创造了更宽松的科研环境，让科研人员能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潜心研究。
他建议，未来应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和开放平等的创新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治理“帽子”满天飞的现象，把“帽子”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科研项目，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开展研究，促进高品质科研的发展。
用“系统思维”铸牢科研创新链
朱永官长期从事环境土壤学研究。在他看来，生态环境研究是一门以问题为导向、主要属于应用基础研究范畴的学科。
不过，这一领域同样离不开“纯基础研究”。例如，围绕生态环境演变机制与效应，需要在界面过程、作用机制和模型模拟等方面开展大量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基于多学科交叉的基础研究。同时，在生态修复和污染控制领域需要针对理论、方法和手段等开展更多原始创新，从而研发更多颠覆性技术。
那么，如何才能下好基础研究的“先手棋”？
朱永官表示：“尽管基础研究看似处于科研创新链的起始端，但我们必须要有系统思维，务必从科技创新的全链条和各要素的整体出发，构建具有韧性的创新生态系统。”
他表示，这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有长期稳定支持，特别是在仪器设备和独特科研平台等科研基础设施的研发和构建方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焦念志受访时也认为，扎实的理论基础研究是服务国家需求、引领国际前沿的“地基”。
2018年，焦念志解释了海洋中“微型生物碳泵（MCP）”的储碳理论，被《科学》评论为“巨大碳库的幕后推手”。在此理论基础上，去年6月，由他牵头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ONCE），成为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行动计划和联合国十年倡议计划框架中的国际大科学计划。
如今，该计划已吸引了33个国家的78个团队参与，成为科技支撑国家战略与国际合作的典型事例。
“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性理论，别人是不会跟着你跑的。”焦念志表示，只有把基础理论“地基”打牢，才能在此基础上建“大厦”——建立方法、形成规范，甚至是国际标准，从而让整个国家从中受益。
需求导向与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
在大科学时代的当下，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处理好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多科研人员关心的问题。
蔡荣根认为，这两者都是基础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范式，“必须两条腿走路，不可偏颇”，需要在基础研究中进行分类评价、分类支持。
历史上，如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研究，其目的非常明确——寻找希格斯粒子，这是目标导向、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而像一些数学猜想和难题等，则是纯粹好奇甚至探索性研究，不可预估其未来的目标。
蔡荣根认为，自由探索往往处在创新链的前端或顶端，如数论最初被认为是“数字的游戏”，但如今已成为密码学等诸多领域的基础。如果没有原理性突破，后续可能就没有供给的源头。
但也有代表委员担心如果放开自由探索，可能会造成浑水摸鱼、浪费经费的情况。一位不愿具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一方面科研人员担心频繁的短时间考评不利于静心做研究，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也可能失败。如果不用考评机制，就很容易出现一些乱象。比如，花了几年经但什么也没做出来，那该怎么办？”
该委员坦言，要杜绝此类现象，需要建立新的评价标准。
对此，蔡荣根表示，遵从基础科学研究规律，管理部门要相信科学家。他说，除了不断增加支持力度外，相关部门也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只要环境好了，科研人员努力了，成果自然“水到渠成”。
在朱永官看来，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相辅相成，可以实现“辩证统一”。
“在战略层面，目标导向可以为自由探索指明大方向。”他说，“科研人员可以依据自身的兴趣和特长分析大目标下的具体科学问题，提出独到的科学假设和研究路径，最终实现原始创新。”
以“钉钉子精神”强化学风建设
面对新一轮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建议，着力构筑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贯通联动格局，加速重大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涌现，服务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理应承担起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责任。”严纯华说。
他表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有组织推进具有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促进产生更多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
严纯华还建议重视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让他们在挑大梁、担重任、当主角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战略型科学家。同时，持续优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潜能，并将其转化为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动力。
“要以钉钉子精神强化人才科研作风学风建设，用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教育人才、感召人才、培养人才，引导人才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坐住、坐稳‘冷板凳’，切实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严纯华说。
